斯蒂格利茨：人为因素造成的经济停滞

儒家入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超越追求是内在的，即精神性的追求需要以现实的方式来实现。

从善不一定完全从属于事实而言，却不等于事实的真。个人生命并非自然生命，甚至不是一般意义的抽象社会关系，而是包括自然、社会与精神要素在内的立体的结构系统。

可以说，礼仪活动也是提供给人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探寻礼意的客观条件。《五行》曰：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说苑·政理》）对于居于优势地位的人而言，盗窃的岂止是财物？ 礼的中性化使由其所建构的社会生活不是单一贫乏而是十分生动丰富的，但有时也可能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其次，礼成为人们在相互嵌入的人际关系中相互交往的分寸和边界。礼器（物）礼仪礼容等礼的其他构成要素，仅为传达礼意的外在形式和途径。

相比儒家作为解释对象的礼仪而言，显然各自重心不同。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1页。对于庄子来说，孔子和儒家的主张好象是一个梦，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这两种形象，无论是哪一种，都谈不上对历史上孔子的尊重，相反却是极大的不敬。如果抛开寓言，当我们回到实际的历史之中的时候，老子和庄子之间的思想联系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逍遥游》中提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天下篇》曾经论到宋子的学说，以为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又引他的话说：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

众人凡情执滞，连老君弟子都不及，当然和老子本身更是无法相比。知其不可为突显出思想（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这种距离是每一个真正的思想者都能感觉到的。

墨家在追求其理想的时候，把生命完全放到了一边。那种不考虑环境的盲目追求，就好象是螳臂当车，他们的勇气固然可嘉，可是其悲剧的命运早已经决定。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里固然有为之和不为的态度上的区别，但在知其不可为上面总可以找到共同点。

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但是在壶子的指示下，列子看来是真正找到了通向大道（而不是小技，譬如御风而行）的门径。今日死后，乃知其非有道者也。惠施是名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天下篇》称老聃和关尹为博大真人，显然是渊源有自的。庄子不，当他知道泼水的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会把水留给自己。

司马迁说的很对，庄子之书，是诋疵孔子之徒的。斯乃凡情执滞，妄见死生，感于圣恩，致此哀悼。

相对于墨子的兼爱，杨朱主张贵己。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他所考虑最多的并不是那个肉体的人，而是那个人所表达的想法。而待彼者邪？ 如同伯夷叔齐批评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庄子这里对于辩者的批评也有明显的以辩止辩的色彩。所谓不同的理解主要是针对着这段话对老聃到底持何种态度？郭象注自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至不蕲哭而哭者云： 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爱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

这是一种真正的同情，超越思想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超越表面上的互相攻击和漫骂。进入庄子视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列子。

《齐物论》中经常提到的梦境和现实的混淆，可以借用来评价庄子对于儒家的态度。关键是辩论的内容，或者称之为论题的东西。

这简直是借庄子来排老子了。另外，法家以其重耕战的理论适应了君主和时代的要求，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中大都占据了主导的位置。

在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时候，也就把自己当成了别人。这个生活在战国早期的郑国哲人，据说是关尹的学生。对于庄子来说，也许辩论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揭示辩论并不仅仅是为了辩论的，沉溺于名辩和沉溺于声色犬马并无不同，都是对真实生命的扼杀和遗忘。尤其是儒家，更是庄子注意和批评的中心。

此实自遁天真，忘其本有。那是一个明显的寓言，列子、列子的老师壶子和神巫季咸在这个寓言中出场。

可是如果庄子辩无胜的逻辑真的贯彻到底的话，他又怎么能凭借这种方式来打消辩者们以辩论求是非定胜负的欲望呢？ 其实辩论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超脱世俗最主要的目的，原本是追求独立而自由的生活，但是列子式的超脱似不足以达到这一点。

庄子是冷峻的，冷的呼唤着无情。前者见于《人间世》的篇末（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德充符》内与申徒嘉的对话等中。

他就象是《大宗师》中提到的大冶，以他的心灵为大炉，熔铸着整个的世界、人生和历史。同样是《庄子》的《天下篇》曾经有关于惠施学说的一些记载，以及出自庄子学派立场的评论。但是杨朱却是以批评墨子为己任的他系统研究过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不赞成印度的否定现世人生的思想，非常重视中国的生命伦理，一些劝诫人们要善待生命的伦理要求早在中国古代以及孔子那里就已经形成[42]102,在道家、名家惠施、孟子以及朱熹和其他思想家那里都表达了人和其他生灵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亲缘关系的认识。

12关于杜尔哥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他对亚当·斯密的影响,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319—326页。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4。

他赞赏庄子用很多寓言更形象地表达了道家提倡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更有趣味地批评了类似西方的机械人生观，抱怨当时忙忙碌碌的现代生活，将之同‘古之真人平静的存在进行了比较。启蒙运动对封建专制的理性审判，从不同角度汲取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养分。

他以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与此类似。三、西方的没落与中国哲学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在18世纪中国哲学曾滋养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那么，在20世纪中国哲学则成了救治其弊病的药方。